明代科技是怎么“消失”的：刑云路的万有引力也是砸中牛顿神父的苹果？利玛窦自称西域番僧，勾结白莲创编耶稣天主教？
根据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考证，利玛窦于1583年第一次登上中国大陆的国土，于当年底，为一位 将死之老人授洗。1584年有二人入教，其中一人为福建的秀才，取教名保禄；另一人为肇庆的青年，取教名为若望。
而根据利玛窦《入华记录》记载，明军参将李应试于万历三十年八月初六（即1602年9月21日），受洗加入耶稣会，成为利玛窦的弟子，教名也是保禄（保罗，Paul）。
至于若望，第一反应肯定是汤若望。
典型的西方思维，取不出那么多教名，那就把一个地方的教名复制去另一个地方，然后不断重复。如果需要区别，就在姓名前加一个地域的概念，比如福建的保禄、北京的保禄、杭州的保禄、山西的保禄……
基于前辈沙勿略在日本的经验，一些葡属印度来耶稣会士，因为地理位置和装束的原因，会被认为是弘扬新佛法的天竺和尚。利玛窦来华传教时，为了顺利地进入内地、降低明人对葡萄牙的警惕戒心，便自称是来自印度的佛教僧人。
为此，他们剃了光头，还换上了明朝官员送来的和尚装束。若有人问起教派之事，他们一度声称自己是佛教流派之一的“净土宗”。
在华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可不只是利玛窦。
当时，还有葡萄牙人麦安东、孟三德、罗如望、阳玛诺、谢务禄、苏如汉、费奇观，意大利人石方西、郭居静、熊三拔、龙华民、王丰肃，西班牙人庞迪我等。
明末1610-1650年之间，得益于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这三大柱石，天主教在民间发展迅猛，1615年教徒达到5000人，1617年南京教案后增至1.3万人，1638年为3.8万人，1650年达到15万人。
这些数字真是触目惊心啊，一旦力量到达一定程度，往往就会发生质变了。
后来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期间，许多教徒就被传教士们鼓动起来烧杀掠夺，趁火打劫，还引发了罄竹难书的无数教案。
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去世后，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成为在华耶稣会新一任的会长。其思路与利玛窦具有很大分歧，利玛窦认为是至关紧要的祭天敬祖等仪式，他都斥之为迷信异端，禁止教徒参加。
万历三十九年，李之藻因父亲去世，告假回家，邀请郭居静、金尼阁到杭州传教。不久，在李之藻的鼓动下，杨廷筠决定弃妾领洗，教名弥格尔，号弥格子。由于李之藻、杨廷筠共同努力，杭州大批人士信教，到万历四十四年南京教案发生前夕，教徒人数已达500多人。
天主教的迅速发展引起当地人土的严重不安，尤其是原来信佛的杨廷筠，改奉天主教后，佛教界十分愤怒。行元和尚在《非杨篇》中指名大骂“弥格子不悟中意，跃入利氏三圈”。
由此，礼仪之争遂起，反教风潮一浪高过一浪。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㴶（què）向明神宗连上三道奏疏，即《南宫署牍三参远夷疏》，认为：
西方传教士散处中国，时有窥伺之举；
劝人崇奉天主，不祀祖宗，是教人不孝，有背名教；
私习历法，有乖律例私习天文之禁；
聚男女于一室，抹圣油，洒圣水，易败坏风俗，淆乱纲纪。
南京留都诸大臣如徐如珂、给事中晏文辉等人也合疏指斥耶稣会士邪说惑众，并且怀疑其为佛郎机假托，要求立即禁教驱逐。礼科给事中余懋孳更将之比为白莲教、无为教。
自玛窦入中国后，其徒来益众。有王丰肃者，居南京，专以天主教惑众，士大夫暨里巷小民，间为所诱。礼部郎中徐如珂恶之。其徒又自夸风土人物远胜中华，如珂乃召两人，授以笔札，令各书所记忆。悉舛谬不相合，乃倡议驱斥。
以此为端，许多士大夫著书立说，如虞淳熙著《利夷欺天罔世》、林启陆著《诛夷论略》、邹维琏著《辟邪管见录》、王朝式著《罪言》、钟始声著《天学初征》及《天学再征》、许大受著《圣朝佐辟》、李生光著《儒教辨正》等，指责天主教暗伤王化 、诬妄先师 、左道惑人等，从而掀起非教风潮。
有识之士痛陈：“此国夷众，生生世世，夺人国土，乱人学脉，不可使其半人半日在我邦内也。此破邪之集，良存华明道之至计。诸圣人之授灵于小子者，其尤当世世流行而不可废也夫！”
徐昌治（1582-1672）后来编撰《破邪集》八卷，部分内容如下：
二、狡夷之害无穷，不辨为忍心害理说
1、举国合谋用夷变夏
利玛窦辈相继源源而来中华也，乃举国合谋欲用夷变夏，而括吾中国君师两大权耳
（1）选贤能开教于中国
今其国既窃读吾邦文字经书，复定爵禄之等，年月考选其人之能，开教于吾邦者，大富贵之，此其计深哉！于是彼国之夷，奋臂争先竭毕世之心力而
为之。
（2）以上帝、天命与天乱圣教
凡可以乱吾圣贤之教无所不用其极，而无忌惮焉。其最受朱紫疑似者，莫若上帝，天命与天之五字。狡夷以为甚得计者在此。
2、吠声贪货者起而和之
晋国吠声之夫与贪货之流，起而和之，各省皆有其羽翼，映者无目者也，见声不见人也：贪者丧心者也，见金不见人也。害道害世，兹无穷矣。
关于当时传教入教的方式，也有说明：
2、天教以名利诱人从教
夷辈乃告编氓曰：“汝但从教，即某某大老，某某中贵，亦称曰教兄，礼为上客。虽酷贫者可骤富，功名可掇，患难必援。”
虽其说十九不实，然余亲见某某本业刀笔，今徙业归夷，不数月而屋润，徒之聚食者日益数十人。
3、天教以物诱人劝人从教
夷又为令曰：“能劝百人从者，贯自鸣钟、自鸣琴各一，金帛称是。若得一青衿，准十人；得一缙绅，准百人。”
4、天教开信徒三代贯籍
凡从之者，楣有鳖形标记。其徒之晋见者，必开三代贯箱，缴归夷落，与白莲等何异？
5、天教以金买民
以金买民，动辄蛊人曰，彼徒钱粮不可计量，民之走者如骛焉。则较白莲之攫金录用者，其众又易集，而其心又叵测矣。尝思其金从何来，或谓其由于黄白。彼甚讳言，云是彼国急于度人，辇金来助。
6、以利诱人不若以财助国
嗟嗟！为道从师，尚恐阴为利薮，夫子所以罕言。今为利往，岂有义徒？且诚辇也。彼云若曹之分教中国者，且百余人。一人举三万余金，则岁得三百万金以外，何不以此实右北平，杀ロロ口，岂非一段必生天堂之大功劳，而仅为此洴澼纩以殁世也。
苏及寓《邪毒实据》:
此夷诈言九万里。夫诈远者，令人信其无异志，而不虞彼之我吞我耳。不知此番机深谋巧，到一国必坏一国，皆即其国以攻其国，历吞已有三十余。远者难其踪，最近而吕宋，而米索果，而三宝颜，而鸡笼、淡水，俱皆杀其主夺其民。只须数人，便压一国。
此夷藏奸为市忠，助铳令人喜其有微功，祈雨令人疑其有神术，自鸣钟、自鸣琴、远镜等物，令人眩其有奇巧。且也金多善结，礼深善诱。惑一人，转得数人；惑数人，转转数万，今也难计几千亿万。
犹未也，天主之教，创书驾说以惑王臣士子，华人丧心辈与之唱和矣。而彼则早虑天下贤愚不一，出入参半，邪毒之流行为未遍未速，所以必后先阴标诸教曰“无为”、曰“奶奶”、曰“天母”、曰“圆顿”，多方笼罩以为羽翼，而“无为”之惨更甚。盖所以鸠天下之亡命无赖，而煽惑夫一切愚夫愚妇也。
利玛窦的真实水平为人质疑：
有夷人利玛窦号西泰者，万历初年偕徒四五人流入中国，著《天学实义》等书，自标天主教，梓以传世。其词意险怪，首尾矛盾，似深而实浅，似文而实陋。徒以利口喋喋妄自尊大，已蹈荆楚僭王之罪。而其伎俩善盗，肺肝如见，大似吕不韦穿窬之雄。……徒以炫奇竞新为究理，伪妄乱真，维立诡说。
上图中两人中间的IHS此前已经专门发文说过，这个就是十字军的标志之一。
黄廷师《驱夷直言》：
嘉靖初年，此番潜入吕宋，与酋长阿牛胜诡借一地，托名贸易，渐诱吕宋土番各从其教，遂吞吕宋，皆以天主之说摇惑而并之也。
然而，身处北京的徐光启得闻消息，立即上《辨学章疏》，不仅从各方面赞誉传教士，而且以身家性命为之担保，详见《徐文定公集》卷五：
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西方传教士）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
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所以数万里东来者，皆务修身以事天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厉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
与此同时，另外两大柱石身在高邮的李之藻、身在杭州的杨廷筠，皆致书南京官员请求保教。
杨廷筠还撰刻《鸾不并鸣说》和《圣水纪言》，剖辨天主教与白莲、无为诸教不同。
由此，双方在朝堂上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明朝科举考虑到南北差异，特设南北榜，南方人占六成，北方人占四成。有时，还会设一个中部榜。明朝考试之书，谓之“圣经”，有分科。圣经考试，分为十七房，例如，诗经为五考房、易经四考房、书经四考房、春秋经二考房、礼记经二考房。
后来，圣经这个名字被耶稣教霸占，成了他们的专用词。
这也是双方争斗、其中一方落败导致的结果。
万历四十四年，七月初一。
明神宗朱翊钧召见督建新永泰城的兵备副使、天文学家邢云路，询问有关日月食的研究进展，邢云路献上《七政真数》。
根据《七政真数》，邢云路推算七月十六凌晨将发生月食，而月食发生时，从一点到五点，各阶段的情况是：
初亏，丑初二刻
食既，丑正一刻
食甚，寅初二刻
生光，寅初三刻
复明，寅正三刻
明神宗又召集其他天文方面的人才参与月食策算，以比对计算结果。
彼时，曾经在明神宗身边做过“起居注”（跟随皇帝左右，专门记载皇帝日常事务的秘书）的徐光启，大力推荐来自西洋国天主教的番僧，声称其精通天文历法。
七月十五日那晚，君臣云集于北京观象台。
司天太监紧张地调试大明琉璃厂新制作的天文望远镜，这种天文望远镜较之以前有了革命性突破，分辨率大幅提升，用来观察宇宙星空，最为合适。观看月亮，也十分清晰。
明神宗特意命人在观象台，摆了歌舞宴席，静静等待月食的出现。
当月食最终出现后，结果一比对，赫然发现徐光启推荐的所谓西洋番僧、天文学家，根本就是一窍不通，计算完全错误，唯有邢云路的预测与计算最为准确。
双方天文计算预测与计算能力大对比，邢云路完胜。
明神宗身感蹊跷，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起了疑心。
次日下午，申时。明神宗起床后，一边琢磨昨夜月食策算大比的事情，一边联想到当年二月揭榜之事，——举人揭榜350人，第一名沈同和居然是白丁，靠作弊取得榜首，你说奇怪不奇怪？
思虑再三，明神宗传召礼科给事中余懋孳（mào zī）觐见。
余懋孳为官清廉，所任一切羡余馈饷，分文不取。因其两次考绩均为“卓异”，遂于万历三十八年征为礼科给事中。
万历四十二年(1614)，余懋孳奉敕命颁诏于闽、浙。其时，神宗皇帝为修建宫殿、修筑陵墓，派遣众多太监往全国各地充任殿工与矿税使。宦官高寀就任福建，虎踞八闽，骄横恣肆，拘囚府属，无恶不作。余懋孳奉命至福建之后，多方查证，直言上疏，论列其恶，兼以人证物证俱全，终使朝廷将高寀撤换查办。
万历四十四年(1616)，余懋孳出为会试考官，得士十八人。次年，奉命册封德藩宁阳郡王。事竣，余懋孳殁于返京途中，时人无不痛惜。
（详见《古徽州官吏勤廉史迹》）
余懋孳位居礼科给事中，直接负责天文观象、祭祀等事宜。
明神宗下旨，针对此次月食观象暴露出来的一大堆假人才的情况进行调查，尤其是号称精通天文的西洋番僧，并命锦衣卫与之配合。
不久，锦衣卫调查结束，余懋孳将调查结果呈送明神宗，并陈述简报：
当年成祖开拓世界，命郑和环游世界，在南洋设立旧港宣慰司，为朝贡国家市场交易而专门设立。百年以后，随着市场的繁荣，又远至地中海， 拂狼机，设立了新的朝贡交易市场。
拂狼机商人利玛窦，随着朝贡队伍入贡后，不想回国，有意学习我华夏文化，皈依净土宗。陛下当年感其诚，特赐番庙落脚，每月领取粮食，希望夷人真心学习，皈依我佛，然利玛窦狼子野心，假意归化，实则谋求走私，其徒弟王丰肃、阳玛诺，勾结白莲、无为等异教，共同自创西洋天主教。
他们效仿白莲教、无为教，对照佛经，自编经文，倡夷狄之道，蛮夷猾夏，蛊惑百姓，深夜聚会，天亮方散，逢初一十五朝拜，聚会人数，数以千计，如今信众过万，其异教活动经费来源，主要是勾结澳门（濠境）走私团伙，随朝贡队伍，夹带私货。
在白莲匪徒的指导下，王丰肃等番外妖僧，故意在洪武冈、孝陵殿等圣地四周，搭盖建筑，意在拦截风水，罪该诛族。
礼科给事中余懋孳亦言：“自利玛窦东来，而中国复有天主之教。乃留都王丰肃、阳玛诺等，煽惑群众不下万人，朔望朝拜动以千计。夫通番、左道并有禁。今公然夜聚晓散，一如白莲、无为诸教。且往来壕镜，与澳中诸番通谋，而所司不为遣斥，国家禁令安在？”
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明神宗发出谕旨，将北京的传教士庞迪我、熊三拔和南京的王丰肃、谢务禄一同押解出境。
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方从哲得令后，命礼部侍郎沈㴶（què）督办此事，沈㴶（què）下令孙光裕逮捕传播教士王丰肃和谢务禄，并陆续关押庞迪我、熊三拔等教徒二三十人。
随后，进行提审、定案，装入木笼，由兵役押送，经南雄押至广州，游街示众，然后驱逐出境。
其后，经沈㴶（què）具疏奏请，朝廷于1617年春正式颁布禁教之令。
其余传教士纷纷迁居杭州或上海，寻求杨廷筠和徐光启的庇护。例如，北京的龙华民和毕方济，隐居在徐光启家中，杭州西子湖畔的杨廷筠住宅里，也躲藏着郭居静、艾儒略、金尼阁等人。
就在南京大肆逮捕教徒的同时，潜逃至杭州的传教士增多，同时加大了散金吸众的力度，很快又在当地发展1600余人受洗入教。
原来在南京新建的西式大教堂及五六间教士的住房，被强行拆毁，教堂内的圣像经书被放火焚烧，其他什物，均籍没入官。
可是，王丰肃、庞迪我、熊三拔等人到了澳门，又怎肯轻易离去？不久，他们通过贿赂打点关系，去而复返。
天启三年（1623年），叶向高任首辅，沈㴶（què）等人遭到排斥，南京教案宣告平息。
次年，意大利传教士王丰肃（Alphonsus Vagnoni，1566－1640）立刻寻变姓名，改名高一志，复入南京，行教如故，朝士莫能察也。后奉派往山西绛州、蒲州传教。1640年4月9日卒于山西绛州。
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1659)，据说从1616年禁教事起，便谪居澳门。后于天启元年（1621）被派往北京，居徐光启宅。天启三年（1623）被任命为中国教区区长，自是中国教区与日本教区分离。天启六年（1626）在南京传教。翌年，因禁教事避居松江，后又避居杭州杨廷筠宅。1659年于杭州去世，与卫匡国的遗骸同保存在方井南墓地。
不久，在叶向高的大力扶持下，徐光启于1629年复职，担任礼部左侍郎。仅仅一年后，又升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
而徐光启刚刚回到北京，就推举龙华民和邓玉函到历局工作。
在徐光启的推荐下，传教士邓玉函、龙华民、阳玛诺、艾儒略、毕方济、汤若望、罗雅谷等先后来京供职， 取得合法身份，有了传教的便利。
崇祯初年，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三人甚至可以随意出入宫禁，天主教也因此深入宫廷。
在金钱利诱和蛊惑下，当时的宗室内臣、皇亲眷属，信教者不乏其人，传教士 出入宫廷，颇形利便，与太监等往来，常乘机言圣教道理 。1630年，御马太监庞天寿首先领洗入教。
初由10人，渐至40人，妃嫔皇子亦有奉教者，禁中安治圣堂一座，汤若望屡次在内举行弥撒，施行圣事，数年之内，宫中之受洗者，有540人之多。
（详见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本杰明·埃尔曼说：
“在16与17世纪之交，“利玛窦及其同事不可能提供任何技术专长，帮助明朝解决其历法问题，他们都不是什么专家。……耶稣会士试图把中国变成一个天主教国家，而不是为了拓展科学主义。”
……
再说回万历年间的天文学家、大儒邢云路。
邢云路，又称邢云鹭，明安肃(今徐水县)龙山人(《畿辅通志》有传)。
五岁时诵读诗书，过目不忘。万历四年(1576年)，乡试中举，万历八年中进士。
初任陕西临汾县令，时逢大旱，百姓饥寒交迫，奔走他乡，云路拨银赈济安抚灾民并绘制河图，率众开凿，引水灌田数十里，旱情渐解。曾主持兵部武选，改革考场弊病，时人誉为“镜中曹郎”。升中州(今河南一带)佥事、陕西按察司副使。
邢云路精通天文、地理、历法，任职期间，上书修改沿袭近300年的旧历法，其志未竟辞官告归。回乡后继续研究历法，深推古今，旁征博采，于1579年完成《古今律历考》72卷，对上自古四分历，下至授时历的历法作了全面的评述，创有精辟独特的见解，校正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之误谬，成为一代全书。
一生著述颇丰，有《戊申立春考证》、《庚物冬至正讹》、《太一书》、《历元元》、《七政真数》有关天文著作，为后人留下宝贵资料。另有《泽宇集》。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其任河南佥事时，发现《大统历》与天象实测不合，因而奏请改历。他的奏疏受到钦天监官员的攻击。礼部侍郎范谦推举他主持改历，也无结果。
万历三十六年戊申，他在兰州时曾立六丈高表（见圭表）以测日影，算得这一年立春时刻与钦天监所推不同，写成《戊申立春考证》一卷。书中提出一回归年长度为365.242190日，同现代理论计算值只差2.3秒。
正是在邢云路所著《古今律历考》七十二卷中，后人赫然他在《古今律历考》中提出了“行星运动受太阳引力控制”的观点。
因为，书中在行星周期运动时，有这么一段表述：
“星、月之往来皆太阳一气之牵系也。”
虽然与如今有关引力的表述不同，但毫无疑问，古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了这种朴素的行星运动受太阳吸引力支配的思想。
刑云路在《古今律历考》中明确指出：
“五星去而复留，留而又退，而伏而期无失，何也？太阳为万象之宗，居君父之位，掌发敛之权。星月借其光，辰宿宣其炁。故诸数壹禀于太阳，而星月之往来，皆太阳一气之牵系也。”
这里的“太阳一气”属于华夏传统说法，显然就是现在人们理解的“引力”。结合王徴的《奇器图说》中的内容和地心引力来看，像刑云路这样的华夏天文学家，已经认识到了万有引力，以及万有引力之因——太阳之气。
有意思的是，牛顿一面证明引力规律，但却完全不知道引力产生的原因。
伏尔泰在《哲学通信》（高达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60页）一书中所言：
“牛顿相当谨慎，在证明引力规律的时候，申明不知道引力的原因。他补充说这或许是一种冲动，或许是一种弥漫在自然界中的极富弹性的轻飘的物质。”
从牛顿在《原理》一书中的解释来看，他将万有引力解释为“或许是一种弥漫在自然界中的极富弹性的轻飘的物质”，——这不就是气吗？
显然，牛顿神父明显抄袭了刑云路在《古今律历考》中的解释，因为两者解释几乎一模一样。
至于西化人拿出现代万有引力的解释来对比，就很可笑了。
牛顿的原文著作不看，你拿经过西方后来不断添加、不断删改、不断调整的版本内容来说事，岂非很可笑？
牛顿《原理》一书的英文第三版就比第一版多了许多内容，难道看不见？
《古今律历考》面世46年后的1643年，艾萨克·牛顿在英国出生。这也为牛顿抄袭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性。
试想，西方没有任何信息和技术积累的过程，一切从天而降，怎么可能？
实际上，西方涉及各个领域的科技理论，都是从华夏窃取的。现在之所以看不到很多具体的计算、证明过程，是因为带有数学计算的理论证明部分，都被耶稣会传教士在其后的两三百年时间内千方百计篡改和删除了。
明末清初，汤若望这个传教士居然还被孝庄认作玛法（汉语爷爷之意），帮助满清对内大搞文明矮化和精神阉割。
他们一边呆在皇宫大内，大肆抄袭盗窃攥改破坏华夏古代文明，一边虚构西方伪史，包括近代科技哲学伪史，同时还巧妙利用当权者的防汉心理，大兴文字狱，在宫外大肆屠杀中国各界精英人才。
这个过程持续了二百多年的时间，所谓康乾盛世，都是腥风血雨的悲哀，从而导致华夏文明实质性断裂。
印度著名学者潘尼迦（K. M. Panikkar, 1895—1963）批评说：
“……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影响被大大夸张了，他们的‘科学贡献’是不确实的。我们应该记住：耶稣会士汤若望被任命的工作是在‘占星台’，却被称之为‘天文学’;从严格意义上将，这不是科学。……汤若望(报告)是不诚实、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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